经济发展的历史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历史,社会发展的历史即是经济发展的历史。这些关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在我读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经济史》之后,就更加明白了这二者其中的关系。韦伯这位伟大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在书中写道“整部经济史无非就是经济理性主义的历史。”以“理性化”为经,以社会行动与团体为纬,韦伯在《社会经济史》中编织了他心目中那别具一格的历史图像。对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曾经评价到:“在我看来,韦伯是站在西方文明发展的转折点上。他看到了古老体系的解体,并抓住了它的实质,而这是他同时代的人所不能做到的。对于构思科学发展的方向,韦伯做出了比其他任何名人都更多的贡献。这个新的方向预示了把握即将到来的新社会的根本意义”。
这本《社会经济史》主要是讲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起因,书上从原始的家计氏族农业组织形态到庄园制,再到前资本主义、近代资本主义等各个时期的经济形态。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在西方,除了地中海优越的地理因素是外在原因之外,资本主义精神是其决定性的因素。由于直译的原因,这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起初读起来并不轻松,语言有些难懂,但细读几番也不难理解。下面我就来简单写一下我在这本书的阅读过程中的一些笔记与心得。
书中的第一章写得是农业状态下的家计、氏族、村落、及庄园制度。书中介绍了十八世纪左右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的农业状态。在村落式的日耳曼,各个村落之间相互独立,绝无与邻村相结合的必要。在这种环境下,作为当时主要生产力的农业,在日耳曼体现为土地分割法。书中写到:“村落中的每一农民,在每班给地内得有这样的一地带,因而各个的地面主权,原为平等的”。读到这种土地分割法,我不禁感叹日耳曼在当时的农业组织制度之先进,在十八世纪的各个国家,主要还是以封建土地制度为主,而这种平均化的土地制度,虽然一方面也是固守了小农经济,但是在当时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解放了农业,则商业的萌芽也会诞生发展。而这种抛弃传统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平均化的土地制度,在中国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之的《天朝田亩制度》中也有所体现,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当时全球社会发展的趋势吧。
当然书中还介绍了十八世纪左右其他国家不同的农业制度。如俄罗斯的密尔制度,这种表面民主,实则为资本家所决定的制度形成原因在于俄罗斯当时严酷的农奴制度。还有乌克兰的耕地变换制度,苏格兰的高级耕作制度等等。
虽然农业形式各有不用,但是农业生活使人的群居生活更为重要,这样就促进了氏族——这种财产制度与社会团体的形成与发展。书中写到:“原始的家族共同体,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则差不多都是消费上的,而非专有上的共产主义。由此,可引出其他的种种进化,产生种种的结果。”所以韦伯把经济行动引入社会领域也即社会行动。边界便是普遍性的群体类型。家庭便是分析的起点。家庭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出现,各种群体关系也会随之出现。
家庭或家族,是夫妻关系,父亲与子女的关系的结合。然而建立在性别基础上得夫妻关系和生理学角度决定的父亲与子女关系,脱离了作为经济生活资料供应单元的家族,就是根本不稳定的。接下来是同胞群体。同胞群体的关键不是因为拥有共同的母亲,而是有着共同的生活来源。婚姻不是单纯的两性结合以及包括父母、子女在内的社会化组织,而仅仅是没有被视为两性关系的对立面。就经济与个人关系而言,婚姻的存在意味着对外关系上的休戚与共以及内部财产和日用品消费的共产主义,他们共同居住,家族成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甚至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接下来是亲属群体。亲属群体并不是一种像家族或邻里那样的“自然”群体,它以大型共同体内部存在着其他亲属群体为前提,是所有忠诚的天然媒介。它是一种保护性群体也是候补继承人的群体,其构成成分是分家或离婚而离开家庭的前家庭成员及其后裔。
家庭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之前的工业及矿业的萌芽,这里便是书上第二章的内容。书上有这么两句话:“此发展之出发点,系为生产小家族或大家族自己需要的家内工业。由此出发,可发展为部落工业,因为部落可独占一定的原料或技能”。我的理解是当家庭内的生存需求获得满足时,家庭便开启了通往市场的大门。因为某种石材,金属甚至于盐只存在于某一地域之中,所以这促进了某一地域的部落的产生,这一部落独占了自己领域内的原料,基于某一原料的手工业得以家族式的流传发展。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会局限于此,在部落之中,若一方为农民,一方为领主。领主为其需要,雇佣或强制手工业者为其劳动生产,这便产生了庄园式的经济。
与家庭的演变与庄园的发展并行不悖的是市场的发展,这在书中第三章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财货及货币之流通中体现,在书中这样写到:“使商业发展的可能性,为领主商业之成立,即领主阶级成为商业之担当者。庄园领主最先想到,将其庄园的剩余生产物,供给市场,这也是各处均发生的事实。”这些举措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商业的快速发展。同样的,商人需要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样只能用过政治的权利才能达到,于是贵族把对商人的保护当做特权来加以使用,由此换来的是商人给予他们的报偿。
我对此的理解是随着经济手段和资源数量的增长,生活机遇随之增长,加之家族成员能力和需求的发展和差异,个人越来越不满足被束缚在由群体规定的僵硬的生活方式上;子女继承财产和结婚而使分家变为可能,家庭规模缩小化;个体化生产使得个体不再从家族和亲属群体,而是从行使强制管辖权的政治权威那里得到保护。由于和外界交换而导致家族与家庭内部权威的瓦解,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兴起。
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兴起,这便是韦伯在这本书中写得最后一部分的内容。而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发达的理解是商业化的发达,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商业化,它的意义:第一是企业股份证券之成立;第二是受益证券特别是国债券及抵押债务的证书之成立。”而这种商业化的发展,毋庸置疑最先在近代之西方出现,书中说在近代经济生活之中,有价证券的发行是合理获得资本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对于这最重要的体现便是在股份制公司的发展之上。这种类似于近代股份公司的形式,最明显的体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
至此,韦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做了很详尽的描述,这种经济形式的产生发展一定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我认为韦伯一定对这些影响因素十分看重,这种对于环境与制度的看重甚至大于经济其本身。正如他在书中写得这般:“我们已举出资本主义经营之前提条件,为企业家生产物质手段之专有、市场之自由、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自由劳动及经济生活之商业化,除此之外,还有投机”。
这本书虽然写到这已经接近于尾声,但历史与理论之间的矛盾会一直存在。现代经济学术语是否适用于描述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如果现代经济学理论可以被用来分析历史,在具体的经济研究中又该如何运用理论?我想韦伯已经在这本书中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最后,我也认为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经济现代的理论绝对不是相分离的,二者绝不是简单的叠加,也不是单方面的经济决 ……此处隐藏8790个字……举了大量的例子都证实了这一点。财政包干制导致地方政府兴办乡镇企业热情高涨,大量的乡镇企业在中国这片新兴的土地上发芽。分税制的施行加强了中央政府控制全国经济发展的能力,转移性支付为欠发达地区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财力保障,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使得中国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即使在很落后的地区也有资金保证学校硬件的完整,惠及了全国的各个地区。
本书结尾,作者周飞舟提出“对于政府来说,财政是有所作为的关键,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成。但是政府财政既非政治目的,也非立国之本”。我认为庞大的中国需要有政治作为引导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促进经济的增长,发展中国家需要强大的驱动力才能推动其进步。读到本书末尾,作者引用曾子“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方才知道其含义。
《再造政府》读书笔记《再造政府》是一部公共管理学的经典著作。作者戴维·奥斯本被称为政府再造的大师,他在本书中系统全面阐述了再造政府的战略路线图和实践中的运用。虽然案例多来自于西方国家,但很多仍值得我们借鉴参考。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均开始推行政府体制改革和行政革新,成为时代风潮,改革创新措施层出不穷,政府体制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丰富。本书的“再造政府”便是新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蕴含着“企业化政府”的精神。历史总在重演,这次重读经典著作,我有了很多感悟。
在读本书知道,政府再造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技术、新发明,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对全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传统的科层制政府显得迟钝和不适应,导致政府开支大、经济停滞、财政危机、福利困境、政府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严重等种种问题。
而此时现代企业的有效管理和成功经验与政府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企业的高效率和发展速度让政府望尘莫及,有了参考群众便有了期待。各国政府在困境和压力下采取了措施,探索建立公共事务管理的新模式,以适应公共管理发展的迫切需要,提升国家竞争力和行政效能,满足公众的期待。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就是“政府再造”。
作者奥斯本认为政府再造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和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从书中可以明显感到,作者说的这种再造,就是要用企业化体制来取代官僚体制,创建企业化政府,使政府具备创新能力和应付各种挑战的能力,适应当前和未来环境的变化,提高政府的绩效。倒不是说让政府像企业那般去追求利润,而是要求政府抛弃传统的思维模式,将企业经营管理理念注入政府的部门中,像企业那样以顾客为导向为中心,以创新和竞争的态度使用资源,向社会提供服务。
我认为政府再造一词揭示出政府改革的本质,改革涉及政府内部组织、运作程序的调整,更涉及政府外部关系的变革。确实在那个年代,各国遇到了共性的困难,美国、英国、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政府再造”去重塑社会,以引导、管制及控制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美国,克林顿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重塑政府运动,指定时任副总统戈尔主持改革,以企业化政府理论为指导,提出创建一个工作更好、花费更少的政府。其主要强调了四个方面的,一是强调顾客导向,重视市场机制,减少政府直接管辖;二是简化政府规制和程序,实现“去官僚化”;三是明确职责明确目标,充分的授权赋能,增强政府的适应性;四是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节约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效能。
英国向来是比较激进的与众不同的,从脱欧一事便可见一斑。当年在撒切尔和梅杰任首相期间,英国政府做了激进的政府改革,他们的主要措施是问题导向的,以解决当时出现的问题。一是大幅度精简人员,二是将公共事业转移给私营企业提供公共服务,三是成立“效率小组”对各行政部门进行调查,提出改革建议,四是实行分权式财务管理改革,强调管理者的资源作用能力,五是把服务提供和执行职能从决策部门中分离出来,并给予更大的灵活性和管理自主性,六是定期检查执行机构的职能和绩效,以确定是否将整个执行机构和某些部门予以撤销或出售,七是以公民顾客为导向,公开公共服务的服务标准,接受全民监督,将人民纳入顾问机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以来用了很大篇幅专门阐述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改、改什么、怎么改等重要问题,给予了明确回答。报告明确“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解决了要不要改的问题。报告指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解决了改什么的问题。报告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解决了怎么改的问题。
《再造政府》一书给我带来的思考是虽是用了西方国家的案例,但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样有借鉴意义,有些也已经付诸了实践。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我们始终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具体实施和补充完善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政治体制改革相比于经济体制改革更难。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的是人们的经济利益,政治体制改革调整的却是权力,而我们是一个对“权力”有着悠久传统的国度。调整权力无疑是一件非常复杂和敏感的事情,报告明确要求政府要“简政放权”,“推进大部制改革”,“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这相当于要政府进行一次自我革命。但同样应该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人民群众。这一意义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向前推进。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解决目前我国存在的某些深层次问题的有效途径。
另外我觉得书中的理论,他国的实践,我国的改革方向,归纳用在高校治理中,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高校是个小社会,与“政府”改革有着同样的逻辑。高校在治理中所遇到的问题,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相似,也可以说是一个小范围的缩影。反之,以小见大,在全社会亦可推广。同政府再造一样,高校治理的头等大事就是明确目标,统一思想。目标要植根在所有管理人员的意识中,哪怕是最基层的管理人员。一旦组织有了明确的目的和目标,组织再造就会变得更加容易。这就是为什么凡是有着明确目标的组织往往会成为再造引路人的原因。
所以阅读本书后,我觉得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一定深度,必然催生政治体制的改革。目前高校的问题客观来说比较多。高校与市场接触实际越来越紧密,但与市场的交换能力实际又有很大的差距。暴露出在治理机制上的种种不适应,导致了人力资源管理、科研教学管理、财务管理、监督管理的一连串问题。说企业是价值导向也好,利润导向也好,都有个在组织内公认的目标。这方面高校也可以注入企业管理的思维。目标未必是利润,但可以是价值增值,也可以如企业那样以顾客为导向为中心,以创新和竞争的态度使用资源,发挥高校的功能。像管理企业一样管理高校,把经济管理引入是发展趋势。我相信危机意识催生改革,创新动力促进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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